江西诗派何以延绵不绝 影响诗坛九百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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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59年,随着年轻的黄庭坚走出江西修水双井村、踏上淮南游学之路,一颗新星在北宋文坛冉冉升起——“落木千山天远大,澄江一道月分明”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“贤愚千载知谁是,满眼蓬蒿共一丘”……字字珠玑、流芳千古之外,我国文学史上首个以“江西”命名的诗文派别也逐渐成形,开启其影响中国诗坛900余年的辉煌历史。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就曾褒扬江西诗派:“虽未极古之源委,而其植立不凡,斯亦宇宙之奇诡也。”

凡提宋朝,很多人会说“唐诗宋词”,事实上,在文学史中宋诗与唐诗是“双峰并峙”,各领。而江西诗派自黄庭坚开创以来,更是成为宋诗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流派,其影响力在宋代后也不绝如缕,余波一直延续到近代。缘何江西诗派能回响近千年?今天,我们应该如何在江西诗派中探寻文脉、传承发扬江西诗派的精神和底蕴?近日,记者采访了江西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、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夏汉宁,探秘江西诗派。

宋英宗治平三年(公元1066年),江南西路洪州府(今南昌),22岁的黄庭坚在乡举中夺魁,一句“渭水空藏月,传岩深锁烟”让主考官李询击节称绝,谓“此人不惟文理冠扬,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。”

黄庭坚所参加的科举考试是宋代入仕的主要途径。“北宋时期,政府推行‘重文轻武’政策,在这一背景下,科举逐渐制度化、常态化。”夏汉宁说,这导致学子们要想通过科举,就必须于学问一途潜心钻研,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阅读更为方便,文坛出现了“诗人学者化”的趋势。“比之唐代,宋代的诗人、文学家更有学问功底。”

夏汉宁提到,其实在黄庭坚之前,宋诗就已持续演变。“最早是‘西昆体’,代表人物是宋初一些馆阁诗人,主要写宫廷生活,注重韵律,内容也比较空泛。”

到了宋仁宗时期,欧阳修、梅尧臣等人发起诗新运动。这一时期,宋诗一改“西昆体诗之贫乏空虚,转为反映现实、书写感情、倡导诗歌散文化,宋诗开始出现鲜明的自我特色。

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。苏门才俊云集,黄庭坚也在其中,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合称“苏门四学士”,加上陈师道、李廌,称作“苏门六君子”。

一个春雨绵绵、孤灯渺渺的春夜,他想起儿时好友黄几复,久久无眠。带着满腔思念惆怅,黄庭坚挥笔写下千古名篇《寄黄几复》。

“黄庭坚是个很懂诗、也很会写诗的人。”夏汉宁指出,在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东坡等高峰林立的北宋诗坛,黄庭坚从诗歌规范、学问功底等方面“另辟蹊径”,强调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即在诗歌创作中提倡化用经史、诗赋词语成句。

这一观点在《寄黄几复》中得到完美诠释。全诗用典虽多却一气贯通、酣畅淋漓,恰似踏雪无痕,鲜明地体现了黄庭坚的艺术风格。以首句为例,“北海”“南海”化用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中章句:“君处北海,寡人处南海,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”。“寄雁传书”则出自《汉书·苏武传》中“苏武牧羊”的故事。

难能可贵的是,黄庭坚不拘泥于生搬硬套典故,更是提出“夺胎换骨”“点铁成金”的创作理论,即推陈出新,借古人之言写己之新意。

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一句被诗人陈衍评价为“化臭腐为神奇”,恰是印证了黄庭坚的“点铁成金”之说——“桃李春风”“一杯酒”“江湖夜雨”皆化自前人诗句,经诗人巧妙糅合,一种清新隽永的意境迎面而来。

事实证明,黄庭坚的理念和实践契合了当时诗人的需求,也为宋人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思路。夏汉宁认为,尽管“诗人学者化”是自宋初以来诗歌创作发展的趋势,但明确提出,是从黄庭坚开始。而且,“不像现代人依靠注释,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,对诗人们而言,以学问写诗,引用典故、化用前人诗句是自然而然的,他们自然也容易读懂黄庭坚的诗歌。”

以文会友中,黄庭坚受到众多“粉丝”的拥戴和追随,其“点铁成金、夺胎换骨”的主张也成为诗坛风尚,陈师道、徐俯、洪朋、洪炎、李彭等许多诗人纷纷效法黄庭坚写诗,在诗人们的结社唱和、切磋诗艺中,江西诗派逐渐成形。

据夏汉宁介绍,“江西诗派”之名最早出现在公元1111年前后(黄庭坚逝世6年后)吕本中所作的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:自黄庭坚以下,列举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等25人,首次称作“江西诗派”。

其所列25人中,江西人有11人,活动地域主要在洪州(南昌)、临川、庐山等,一些游宦江西的诗人也参与到本土诗人的唱和之中。

宋末元初,方回在《瀛奎律髓》提出江西诗派的“一祖三宗”说——祖为杜甫,三宗为: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。自此,江西诗派基本定型。

南宋诗人杨万里在《江西宗派诗序》中写道:“江西宗派诗者,诗江西也,人非皆江西也。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?系之也。系之者何?以味不以形也。”江西诗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,何以共列一派?归根究底在于,他们共同的文化追求,以及一脉相承的著诗理念。

江西诗派以杜甫为“祖”。“他们学习诗歌创作,从杜甫入手。”夏汉宁称。所谓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,在宋代,杜甫的地位得以确立并日渐上升,其诗沉郁的风格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与有宋一朝的时代背景相契合,引得众多诗人“以杜为师”。后世研究认为,江西诗派主要在艺术技巧方面学习杜甫,尤为推崇杜甫晚期诗歌“剥落繁华”的风格及拗体七律等。

在诗歌创作上,黄庭坚强调“文章最忌随人后”,重视句法,用典以故为新、变俗为雅,风格瘦硬峭拔,也兼有浏亮芊绵的一面。南宋文学评论家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将其诗列为“山谷体”。

陈师道与黄庭坚同时代,作诗“讲苦吟,求奇拙”,提出“诗文宁拙毋巧,宁朴毋华,宁粗毋弱,宁僻毋俗”,严羽将其列为“后山体”。

曾知分宁县(今修水)的韩驹亦颇负盛名。周必大在《省斋文稿》中曾记载:“陵阳先生(韩驹)与徐东湖游,遂受知于山谷。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,乃曰‘我自学古人’,岂所谓鲁一变至于道耶?”韩驹学黄庭坚“字字有来历”,却也不乏“求变”的气魄。

靖康之后,江西诗派进入后期。战火纷飞的现实、家国离乱的伤痛、驱敌报国的赤诚,深深地印刻在诗歌章句中。三宗之一的陈与义,便是这时期江西诗派的代表。他“诗学山谷,尤其学杜甫”,渡江后诗风趋于沉郁顿挫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言其:“风格遒上,思力沉挚,能卓然自辟蹊径。”

回望文史,求变求新、以故为新,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,也是其得以近千年回响不绝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
“宋自汴京南渡,学诗多以黄鲁直为师。……盖终宋之世,诗集流传于今者,惟江西最盛。”(清·朱彝尊《裘司直诗集序》)

江西诗派在南宋诗坛影响深远,南宋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熏陶。其中,尤袤、杨万里、陆游、范成大等“中兴四大家”早年取法于江西诗派,领悟到江西诗派求变求新的精髓,得以跳出江西诗派樊篱而自成一家。

南宋之后,江西诗派仍余波不绝。“宋以后中国的诗歌创作,不是学唐,就是学宋。学宋就必须学江西诗派。”夏汉宁说,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诗歌成为了后代许多诗人学习的“入门教材”。

清咸丰时期,曾国藩提倡学黄山谷,一时间宋诗复兴,声势颇大。晚清以后,同光体诗派中的“赣派”远承江西诗派,领军人物是黄庭坚的老乡、修水人陈三立,主张“语必惊人,字忌习见”,被誉为最后一位传统诗人。

历史就是这么奇妙。从北宋到晚清,从山谷体到同光体,从黄庭坚到陈三立,修水汤汤,流淌千年,两个修水老乡遥相呼应,完成跨越时空的唱和。而在此之后的近代中国,江西诗派逐渐沉寂,鲜有人问津。

夏汉宁告诉记者,20世纪80年代前,学界对江西诗派的研究较少,1978年,由傅璇琮汇编、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》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部关于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。

如今的九江修水县双井村,一座黄庭坚雕像巍然屹立。他手持书卷,目光炯炯,守护着这一方孕育了江西诗派的灵山秀水。

创新,始终是江西诗派延绵千年的精髓。夏汉宁对此深有感触:江西诗派于大家林立间,另辟蹊径,开创诗歌创作新天地,体现出“不甘居人后”的精神,又将“后发劣势”转化为“后发优势”,这一创新精神值得后人传承。

事实上,江西诗派从未离开。千年来,她的诗意早已融入赣地文化,成为我们探寻文脉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不久前,2023年江西省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会系列活动之一、江西诗派高端学术论坛在九江举行。200余名省内外专家学者、高校师生、文史爱好者、诗歌爱好者齐聚一堂,共话江西诗派的底蕴与创新。光影斑驳中,我们恍惚看到,近千年前,也是这么一群来自的诗人,相聚在共同的文学追求下,激荡出影响中国诗坛近千年的江西诗派。千年后的今天,在江西省大力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东风下,江西诗派蕴化时代生机,也必然萌发新的机遇。

洪朋(1063年~1104年)、洪刍(1066年~1128年)、洪炎(1067年~1133年),黄庭坚的外甥,受教于黄庭坚。

谢逸(1068年~1113年),洪刍之友,与饶节(1065年~1129年)、汪革(1071年~1110年)、谢薖(1074年~1116年)并称为“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”。

可见,高荷、谢逸、夏倪、李彭、慧洪等为黄庭坚之友,徐俯、洪明、洪炎、洪刍为黄庭坚的亲戚,谢逸、汪革、谢薖、韩驹等为黄庭坚亲友的朋友,陈师道为黄庭坚学生,后又与晁冲之产生联系,进而影响吕本中、曾几等人。这些诗人们在诗歌创作时,直接或间接受到黄庭坚影响,逐渐形成诗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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